4月15日上午，文学院“精是讲堂”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作题为“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文学院副院长何易展教授主持，文学院2021级、2022级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22级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现当代文学和学科语文专业研究生参加讲座。

讲座伊始，朱教授谈到本次讲座的缘起是对文艺学专业发展的反思，立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文艺学及其教研室的产生及发展为主线对文艺学的中国生产进行回溯考察。

随后，朱教授从三个阶段介绍了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朱国华老师认为，第一阶段是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该阶段虽然有文艺学性质的课程出现，但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学教研室建制尚未独立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具有文艺学性质的课程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文学研究法课程。此时，受到乾嘉学派考据学术观的影响，文学理论主要以传统诗词赋的分析为主，从语法、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的角度切入。1917年，陈独秀等人推动课程体系改革，文学概论的课程取代了文学研究法。他考证了目前所知中国现代最早教授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为梅光迪。虽然梅光迪的文学理论教材脱胎于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之原理》，但其教材中已有较多独创之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朱国华教授通过诸多涉及文艺观念的批判、聘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讲授《文艺学引论》和文艺学教研室的建立这三个方面来阐述文艺学学科此阶段的建构过程。该阶段文艺学教研室形成，文艺学走向专门化和实体化。同时，文艺学学科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提升了文艺学学科的地位，文艺学教研室更多地承担了思政或教化功能。文艺学从解释文学的本质转向指导文学的创作。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学学科由早先的小道附庸发展为蔚然大国，特别是“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的影响下，文艺学逐渐与政治松绑，同时由于学位制度的实施，文艺学的学科化建设得以大力发展。加之大量西方理论译著的涌入，汲取了西方学术流派新观念、新范畴的个性化文学理论教材层出不穷，文艺学也就进入了以“文学理论”为自身命名的时期。

讲座尾声，朱国华教授提出对于不习惯于理论化思考的中国文化而言，文艺学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的理论思辨水平，还有助于反思其他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以为意的疏忽与纰漏。最后，朱国华教授就其他老师的提问，耐心、细致地进行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