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25日下午，由光明日报社、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我校承办的“光明讲坛”在陈性初学术报告厅举行，重庆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任李禹阶教授做了关于三峡文化的精彩学术报告。光明日报7月29日第五版整版刊发李禹阶教授学术成果——“走向明天的三峡文化”，对三峡文化的内在特性做了深入梳理，现将文章转载如下。

李禹阶1953年5月生，威尼斯wnsr888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部级学术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区域历史研究。现任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省部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带头人。兼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历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儒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13项。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及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14项。

三峡风光 资料图片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据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位于长江中上游的三峡地区，则是长江文明与我国南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峡文化。

什么是三峡文化

三峡文化正是在这么一种地理空间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是独有的大河流域走廊文化、神秘山水文化和盐丹资源文化的结合体。

在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存在着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相对稳定而又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态，这就是三峡文化。三峡文化是在区域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人文氛围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三峡西起重庆，东止宜昌，北傍大巴山脉，南抵武陵山与大娄山，96%以上都是丘陵和山地。三峡地貌富有特色，以奉节为界，奉节东以高山急峡为特点，奉节西以低山谷岭为特征。作为连接长江流域上下游的咽喉要道，三峡是串接长江下游吴越文化、中游荆楚文化、上游巴蜀文化的人文走廊、信息交流渠道和物流通道，沟通了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民族、文化与物流，是中国东西部人类文化与信息交通的走廊要道。峡江两岸云遮雾罩，烟云朦胧的奇丽山水，鬼斧神工的地理奇观，雄、壮、险、奇的天然美景，又形成富有人文色彩的三峡百里画廊，构成三峡山水文化的奇幻性、神秘性、浪漫性特征。三峡盛产的盐、丹资源，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经济资源，人们往往以之为中心，形成富有盐丹资源文化特点的三峡文化与社会生活特色。由于山高峡急、岭峻谷深，造成交通不便，当地民众生存条件艰辛，性格耿直剽悍。三峡文化正是在这么一种地理空间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是独有的大河流域走廊文化、神秘山水文化和盐丹资源文化的结合体。

从商周时期的巴族开始，三峡文化就在巴、楚、蜀等文化的交融中开始形成。自两千多年前秦灭巴、蜀、楚，中原文化的融入，使三峡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历史发展中绵延不绝。明清以来，几次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移民，使三峡地区的民众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其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发展。近代以来，三峡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区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其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几千年来，由于独特生态环境的影响，三峡文化中的基本文化内涵一直保持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主线与传统。

丰富的三峡文化现象

三峡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及现象，其后面都有峡江独特的地理生态及人文要素在起着作用。

三峡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亚洲古人类的发源地。距今204万年“巫山人”的发现，为亚洲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揭开了三峡地区乃至中国和亚洲人类的序幕。

此后，三峡人类文明未曾中断，并且不断向西、向南扩张。向西，从武落钟离山走出来的廪君巴族白虎部，是巴族最具有生命力的一支，首领名叫务相。他们沿着清江（即夷水）征服了盐水神女部落，随后出清江，溯长江而上，以枳邑（今重庆涪陵市）为都城向东向西扩张，攻占大片领土。并在今重庆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依山建都城，曰“江州”。极盛之时，巴国领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再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朝南，则有楚族一部走出三峡地区，顺着三峡通道向东扩展，到达江汉平原，其势力扩展到了两湖鄂东，直抵江淮平原，跨南方半壁。楚国极盛之时，南卷杨越，北达黄河，东并吴越。

为了争夺盐资源与土地，楚人不断西进，“巴楚数相攻伐”。在楚巴战争中，巴国逐渐衰弱。楚人占领巴国都江州后，迁楚人于江州以东，与巴人杂居相处。《华阳国志·巴志》称：“江州以东，濒江山险，其人半楚。”说明当时巴人、楚人杂居很多，而巴、楚文化则通过这种杂居不断融合。公元前316年，秦派大军灭巴蜀，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巴的都城为江州。巴国虽然灭亡，但巴这种源自三峡特定生态环境的文化形态却保存下来，成为其后三峡文化的主线。这根主线就是：崇尚勇武的尚武风气；以巫文化为主的原始宗教；独具特色的峡江习俗与艺术；忠勇刚烈、承担大义的牺牲精神；强烈的群体认同与族群意识等。这些因素构成早期三峡文化的内涵。

在三峡地区的，雾峡霭、云霞缥缈、峡峭壁高的高山峡谷中，随着时间的积淀，三峡文化孕育出灿烂多彩的文化特色与文化现象。例如移民文化、航运文化、军事文化、巫文化、诗词文化、民间艺术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现象既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也包含着三峡文化共通的三大文化要素在内：即三峡所具有的大河流域人文走廊的文化要素，神妙奇幻、险峻莫测的山水文化要素和盐丹资源文化要素。正是这些文化要素的相互融合与同构，使其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有着三峡文化独特的内涵和特质，形成并构建了三峡文化这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又特征鲜明的文化形态。

以三峡地区巫文化为例，长江三峡是巫文化的重要传播地区。三峡峡谷坡陡浪急，山高林深，人迹罕至。加上巫山云雨，神秘莫测，往往使当地居民易于产生和接受巫鬼信仰，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巫字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三峡巫文化历经传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宗教文化。例如流行于此的巫教、巫术、祭祀、避邪，以及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巫风、巫俗、丧俗、禁忌、巫医、巫歌、巫舞、巫戏（傩）、巫画、巫书、巫诗等。三峡巫文化既与三峡巫山云雨、山高林密的地理状况有着直接关系，又和三峡盛产的食盐和丹砂有着重要关联。上古三峡巫溪宝源山盐泉盛丰。而丹砂为药之上品，远古先民认为它可以使人长生不死，起死回生，视为仙药。《说文解字》释“巫”时，提到“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巫咸国，群巫所以上下也。”今本《巫溪县志·附录》释曰：“以‘巫咸’名国，这‘咸’就与盐有关。《说文》云：‘盐，鹹（咸）也。’”说明巫与三峡之盐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大巫山有盐、丹砂，故这里氏族、部落云集，巫师众多，《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就是指大巫山的巫师与盐、丹即百药有着密切关系。

三峡航运文化也是一种以大河流域走廊文化、峡深流急的山水文化、盐丹资源文化为内涵的文化表现。大河流域的咽喉通道特色，使往来客商不断，形成交通东西部的黄金水道；而川江流域峡隘、滩多而流急，沿江两岸起伏着的绵延不断且气势雄伟的如屏群山，使三峡交通地理形势险峻；而盐业文化使其社会风俗深受其染。正是咽喉通道、巨大物流促使三峡交通的繁荣；而险峻流急的三峡河道又产生了三峡独有的纤道、纤夫，产生那种石破天惊般高亢激昂，震慑长江魂魄，千古绝唱的川江号子，也产生了音质各异、抑扬顿挫、长呼短应的汽笛声——三峡轮船语言；沿江两岸陡峭不平的市镇格局，又产生了三峡沿河城镇特有的脚夫、力夫、挑夫、抬工等下力“棒棒军”，产生了川江船夫发明的，为了驱寒、除湿而特有的鲜、香、麻、辣、烫的火锅饮食文化；四川大量的盐业运输，使川江航运兴隆，沿河两岸民风都沾染上盐文化的味道。特别是两次“川盐济楚”，即清末的川盐外运济楚，和抗日战争时为了突破日军封锁，大宁盐厂的盐经过三峡运往湖广，使得三峡沿途城镇振兴，船帮昌盛，其文化习俗更加具有峡江与盐资源文化的气息。

再如三峡诗词文化。三峡是诗歌的圣殿，从古至今，云遮雾绕、山水奇雄的峡江两岸，到处都可以拾到古代诗人遗留的不朽诗篇。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大诗人，如屈原、宋玉、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孟郊、刘禹锡、元稹、李贺、黄庭坚、王安石、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陆游、范成大、李调元等，有的曾在峡区为官作吏，有的在峡区旅居、漫游，写下了大量歌咏三峡、堪称千古绝唱的不朽诗篇。据统计，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超过4000首。从屈宋楚辞、汉代巴地民歌、魏晋时期的乐府诗，一直到唐宋时期，无数诗人云集三峡，形成了三峡诗词文化。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许多诗人模仿乐府民歌歌咏三峡自然风光，内容上以歌咏巫山神话和三峡风光为主。唐宋三峡诗歌如繁花纷呈、百川激荡、名篇辈出。李白的三峡诗、杜甫的夔州诗、白居易的忠州诗、刘禹锡的夔州诗、陆游的三峡诗歌等等，美不胜收、精彩纷呈。例如李白一生三入三峡，前后写下了22首三峡诗，其《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至今传诵不绝。而这种诗词文化的背景，既是雄壮的瞿塘峡，婉约的巫峡，行云流水般的西陵峡神幻山水文化的产物，也是受到三峡大河流域走廊文化的催生。许多骚人迁客由楚地入川，或者经由三峡通道出川，在这片诗歌峡谷、山水画廊里，都会为这种独有的奇幻山水所倾倒，写下万古流芳的诗词华章。所以，三峡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及现象，其后面都有峡江独特的地理生态及人文要素在起着作用。正是这些文化要素的内在融通，才使得三峡文化形态和现象，尽管丰富多彩，形式各异，但其内涵却是三峡文化这根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主线在贯穿，在融通。

三峡文化特性与精神

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而又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形态，三峡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这些特性充分表现在三峡文化的内涵中。

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三峡地区的人口与社会几经变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文化内涵却一直延续。在三峡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移民。例如秦汉时期，大批中原、北方移民进入巴蜀及三峡地区。明初及其后期，战争连年，民舍成墟，人口锐减，于是政府鼓励湖广民众迁入巴蜀及三峡地区等，形成“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高潮。在抗日战争中，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学校、企业及其人员、家属随之迁移到重庆及三峡沿江区域。在重庆市区，人口由1937年的47万，飙升到1945年的124万，8年间增加了近80万人，是过去的三倍。这种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到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大批移民植根三峡地区，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由于三峡独特的生态人文环境，其基本精神仍延续下来。例如许多三峡移民族群，除了保持部分自己原家乡风俗外，更多的是吸纳了现居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方式，使三峡文化内涵，例如崇尚勇武、忠勇刚烈、承担大义、敢于担当、强烈的群体认同等成为其文化基本内涵。这使得三峡文化在变革中延续，在延续中变异，其连续性与变革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三峡文化具有很大包容性。以三峡宗教为例，在三峡宗教文化中，儒、道、佛三教的包容、融合现象十分突出，这在宗教石刻中表现非常明显。例如闻名世界的大足石刻，上自唐高宗永徽和乾封年间（公元650—655年），中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历时千余载，可谓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在大足石刻中，儒、道、佛三教造像俱全。但是这些佛、道的石刻造像中，其内在精神却渗透着三峡本土文化的特点，即以佛教、道教为表现形式，其内容却是儒家世俗伦理精神，并且以儒家世俗伦理的专一性、本根性来统合佛教、道教。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佛教造像宣传的是儒家封建纲常伦理如“忠”“孝”“贞”“节”“顺”等内容，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以佛教教义启发人遵守世俗的社会纲常伦理，来诱导人的向善性。这种宗教文化现象随处可见。所以，在三峡宗教文化中，既有包容性，又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世俗性、本根性在起着主导作用。

在三峡神秘山水间，云遮雾罩，烟雨朦胧，霞蔚虹霓，常常给人奇幻、缥缈的感觉。尤其是巫峡两岸群峰迤逦，神女峰独居峰首。一遇峡雨蒙蒙，云气触石而生，神女峰逶迤缥缈，变化无穷，产生出许多与之相关的浪漫色彩的山水文化。源自三峡的巫文化、易理哲学与山水文学，均与这种奇幻、浪漫的山水文化有关。宋玉《神女赋》《高塘赋》，以“巫山云雨”为题材而至今为人思念；唐代诗人元稹《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将巫山云比之沧海水，将霞蔚霓蒸的巫山云雨诵到极致。正是三峡神秘、奇幻的山水，产生出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和浓郁深厚的人文特色，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三峡的艰难险阻，万丈狂涛，涡漩千回百转，惊心动魄，又使得诗人游子望而生悲。故悲怆沉郁之情，怀古思幽之绪，常常与三峡的浪漫、奇幻如影随形。在三峡的山水文学、易理哲学，乃至纤夫的川江号子之中，常常表现出那种悲苍之情。最典型而奇特的，是自古以来流传甚多的三峡咏猿诗。如唐代诗人杨炯“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高适“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元人赵孟頫“古今离恨拔难平，惆怅峡猿声”等等，皆借猿的悲鸣声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与境遇。因此，在三峡文化中，奇幻山水产生的浪漫主义与万丈狂涛、千回百转的惊心动魄共同组成了其人文情怀的特性，使浪漫性与沉郁性、悲苍性同在。

三峡大河人文通道、信息交流快的特点，使三峡城镇的社会生活节奏往往与东部沿海地区同步。特别是1840年以来，宜昌、重庆开埠后，许多新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西方生活方式也迅速传到了三峡地区。著名的《蜀报》《重庆日报》《启蒙通俗报》《广益丛报》等报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重庆又是我国西部引领时尚的城市。据民国《巴县志》记载，当时“女子亦一例剪发，不见男子辫发”，“士大夫于廷众间公然剪发”。此外，在近代重庆等城市中，西式生活方式往往引领内地潮流。但是，三峡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三峡腹心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阻塞，使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顽强存在。因此，在三峡文化中，时尚与传统的特性并存，形成一种文化二元奇观。

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艰险，三峡文化早在巴人时期就表现出崇尚勇武、刚健无畏的精神。在牧野之战中，巴师“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军“前徒倒戈”。巴族的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近代史上，《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是三峡文化刚毅勇武精神的杰出代表。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充分表现了邹容所代表的那种勇武刚健、坚毅勇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带有一种长期以来由峡江恶劣环境催生的悲壮性，即三峡人为达目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义无反顾的抗争精神。直到现在，三峡地区的人们还保持了剽悍、耿直、质朴、刚健的精神传统，并且成为三峡人的群体性格特征。

三峡人的群体认同感是相当强的。在高山峻岭、峡急谷深的环境中，他们必须要以群体的力量与自然界作斗争。这种群体认同感久而久之转化为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群体精神。历史上的三峡人，不论是土著居民或者外来移民们，多继承了这种精神，其宗族、家族情感倾向及团队认同感特别强烈。在过去，三峡地区的帮会、行会十分盛行。例如贩盐有盐帮，行船有船帮，码头有码头帮会，贩运药材的有药材帮会，许多外来移民建立了自己的省籍、县籍会馆。在三峡人的生产劳动及日常观念、行为上，这种群体精神表现得十分强烈。铿锵有力、纯朴粗犷的《船工号子》，就是这种群体精神的典型产物。

三峡人在深谷峻岭的艰难环境中，充分发挥了丰富智慧和创造精神。以三峡建筑为例。在峡江两岸，有群山起伏、重屋累居的座座山城，这些山城的屋因山势而建，山是一座城，城屏障着山。一到夜晚，漫天灯光灿如星斗。另外，三峡地区的房屋往往建造在高山、斜坡和盘山道旁，高下错落，蔚为壮观。这些建筑称为干栏式建筑，俗称“吊脚楼”，它柱足长伸、危楼临风、绰约风姿。一个“吊”字，将吊脚楼的“险”、“奇”、“巧”、“秀”的特色点画出来。其功能足以满足三峡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在三峡区域，人们因地制宜的创造发明还有很多，充分表现了三峡人勤劳睿智的创造精神。

在三峡险恶的环境中，人们为了宗族、群体、国家的生存、延续，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如巴蔓子将军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至今传扬巴渝大地。再如抗日战争中，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中64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充分表现了川军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勇于牺牲的悲壮精神。在当今的三峡工程大移民中，三峡人舍小家，顾大家。为了三峡大坝能够早日建成，充分表现出三峡文化中的识大体、顾全大局的群体精神。

自古以来，三峡人就在不断吸收各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各种文化的交融中表现出极强的包容精神。三峡文化正是在这种融合与包容中不断发展。例如早期的巴文化，实际是巴、楚文化的融合，并以巴、楚文化为底蕴；秦灭巴后，三峡文化不断地与中原文化、关中文化融合，共同发展；明清以后，三峡文化与江浙文化、闽、粤文化等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内容。三峡文化发展到今天，是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来实现的。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形成了三峡文化中勇往直前的红岩精神。该精神的内容包括了目标坚定，担当大义的历史使命；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时代风貌等。这种精神为我们今天实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提供了历史镜鉴。

三峡文化走向明天

三峡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在“后三峡”的建设发展上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峡文化所内蕴的三峡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的优秀品格。那么，三峡文化今后的走向如何呢？

三峡文化，包括其现代影响和现代意义，以及其现代转化问题，本身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问题。对三峡文化进行学术探讨与科学总结，这既是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内容、文化形态的探索，也是三峡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型所必须尽力去做的。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索与研究三峡文化内涵与精神，发掘三峡文化中的积极内容。

三峡文化是在其特定地理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它对于我们现在三峡地区的建设、发展，尤其是“后三峡”时期的建设、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三峡工程百万移民，不是简单的人员迁移、家园变换，而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重构、生态环境重建的历程。移民搬迁使库区人文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三峡库区或者局部社会区域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构成要件，乡村原有的社会文化生态圈和社会支持链都需要改造或者重组。而三峡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在“后三峡”的建设发展上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峡文化精神中包含的红岩精神、牺牲精神、包容精神、创造精神，既是三峡优秀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结合，也是三峡文化精神的现代体现，是我们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在今后三峡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光明日报》2013年07月29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