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考古研究,除了关注国内发现,我们还要具备国际视野,把中国考古学置于世界考古学地理范畴之内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力。”1月19日,重庆英才、重庆市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威尼斯wnsr888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武仙竹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最近,武仙竹团队和俄罗斯考古学者合作发表了学术论文《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的大缺齿鼹化石》,公布了首次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大缺齿鼹化石的重要发现。据悉,自2013年起,武仙竹已先后十余次造访西伯利亚地区,和俄罗斯考古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俄两国考古学者相遇,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2013年起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谈到武仙竹的国际考古工作,有一个绕不开的人,他就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功勋科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以下简称尼古拉院士)。
2013年6月,武仙竹在宁夏举行的“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识了尼古拉院士。“尼古拉院士是俄罗斯的著名考古学者,他不仅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遗存有着深入研究,还非常关注中国考古动态,我们一见面就聊起学术话题。”武仙竹回忆,当时,尼古拉院士邀请他到西伯利亚地区联合开展考古工作,或许会有非同寻常的发现,他欣然应允。
2013年10月,武仙竹来到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这座遗址位于西伯利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尼古拉院士就在这座城市工作。“李斯特文卡遗址依山傍水,坐落在一个向阳的阶地上,漫山遍野都是桦树和松树,色彩绚烂,分外迷人。”首次西伯利亚之行给武仙竹留下深刻印象。
2014年9月至10月,武仙竹还在尼古拉院士带领下,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沿着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叶尼塞河溯流而上,最终到达图瓦。一路上,考古学者们调查沿线文化遗存、参观博物馆,从森林地貌到山地地貌,再到草原地貌,此次学术考察让武仙竹感受到西伯利亚的神奇与辽阔。
让他感到欣喜的是,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岩画、古代遗址、墓葬中,出现了和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化元素。原来,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就像浪潮一样一波一波地向西伯利亚地区传播,与当地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所以,西伯利亚地区保存的旧石器以来的文化遗存与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激发了武仙竹在该地区开展国际考古的浓厚兴趣。
在俄罗斯发现刻着篆书的中国器物
2014年在叶尼塞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时,武仙竹在米努辛斯克市博物馆看到了一件考古出土的中国明代皇城内所使用的“驾牌”。这块“驾牌”铸造精美,正面中部竖列阳刻篆书 “驾牌”二字。这让武仙竹深感惊奇:“西伯利亚地区为何发现中国明代皇城使用的器物?”
“研究发现,这块‘驾牌’应该与明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有密切关系,‘土木堡之变’标志着明王朝由盛转衰。”武仙竹介绍,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英宗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在居庸关外土木堡全军溃败,明英宗被瓦剌俘虏。
据文献记载,当时瓦剌势力范围以今俄罗斯叶尼赛河、鄂毕河上游为主。如今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正好是瓦剌势力范围的核心区之一。英宗亲征时,御马监太监喜宁、少监跛儿干从征,带领着御马监勇士营护卫皇上,并负有监军之责。喜宁、跛儿干与瓦剌关系密切,均临阵投降。
“由喜宁、跛儿干负责管带、训练的大内勇士营中,肯定也有投降于瓦剌的。”武仙竹说,这些大内勇士营禁军,他们随身佩带的宫城通行证,正是这种特制的“驾牌”。因此,瓦剌腹地米努辛斯克盆地所出土的“驾牌”,很有可能是喜宁、跛儿干追随者投降瓦剌时携带过去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瓦剌人抢掠所得。
尼古拉院士在中国也参与了考古工作,对重庆历史文化兴趣浓厚。
例如,2015年,武仙竹、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尼古拉院士联合发表了《黄胸鼠骨骼在古代城市考古中的发现》一文,对重庆宋代老鼓楼衙署遗址新发现的小哺乳动物黄胸鼠骨骼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宋代南方城市环境中,已经存在黄胸鼠与人类伴栖、共存的城市生态。
中俄睦邻友好的生动写照
在武仙竹看来,中俄联合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
“除了工作上的严谨,让我感动的还有尼古拉院士等俄方同仁对中国的热爱和帮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俄睦邻友好。”武仙竹笑着说,尼古拉院士等俄罗斯学者非常乐于和中国学者打交道,西伯利亚居民也非常欢迎、尊重中国人,很多人会主动用中文笑着说“你好”,“我们互相拥抱、互致问候,像是和老朋友重逢一样开心。”
武仙竹说,今后,他除了将和尼古拉院士等俄罗斯考古学者开展密切交流合作,还将帮助尼古拉院士实现一个未了的心愿。原来,在汶川地震后,尼古拉院士所在学校曾邀请一批灾区儿童前去疗养,“尼古拉院士非常想看一看汶川重建之后的模样,今后,我要陪同他实现这个愿望。”
“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最连贯的考古遗存。此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文物保护和考古机构,我们的考古学科应该在世界上有更强的影响力、话语权。”采访最后,武仙竹说,通过和俄罗斯考古学者数年交流合作,他感受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必须要具备国际视野,在考古交流合作中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他和团队成员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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